“外星绑架者请他检查它们。”“北美野人拍到了他的照片。”其中“他”指的是多瑟瑰牌啤酒广告中的虚构人物，所谓“世界上最有趣的男人”。多瑟瑰（Dos Equis）啤酒的广告语大都夸张炫目（例如“在上辈子里，他是他自己”），而上面的两句是我最喜欢的。
在我心目中，历史上最有趣、我最想与之共饮一杯啤酒的科学家是阿尔弗雷德?罗素?华莱士（Alfred Russell Wallace），他是19世纪的博物学家，也是自然选择的发现者之一（另一位是达尔文），今年11月就是他逝世一百周年纪念。我在2002年为他写的传记《在达尔文的阴影之下》（In Darwin's Shadow）中指出，唤链旦华莱士是一位伟大的综合家，他从生物学数据中归纳出了几条重要原则，由此革新了生物地理学、动物学和进化生物学。他曾经用4年时间考察亚马孙雨林，但在返乡途中遭遇沉船，丢失了大部分标本。他在对马来群岛一次长达8年的考察中发现了自然选择现象，当时他身患疟疾发热，在病中想到了最能适应环境的生物也最有可能生存繁殖。
开阔的思维能够带来伟大的发现，但它同样能使一些科学家铸成大错。以华莱士为例，他就是颅相学、招魂说和通灵术的忠实信徒，他还不顾同行的怀疑和反对，到降灵会上去搜集资料。托马斯?亨利?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坚决反对他的这些迷信，还怒斥道：“我宁愿活着做个清道夫，也不愿意死了之后，有人在降灵会上雇个‘灵媒’，让他替我说胡话。”
华莱士的探索精神使他超越了自己的时代，他反对优生学，抗议穷兵黩武；他维护女性权利，也提倡保护野生动物。但在领导反疫苗运动一事上，他却站在了错误的一方。他是一流的美文作家，却相信了著名诗人艾伦?坡（Allan Poe）的一则轶事：据说，后者写诗来抵偿他在旅馆的账单。最坏的是，他在人脑进化的问题上背离了达尔文，主张人脑不可能单靠自然选择产生（理由是，其他灵长类动物靠小得多的大脑也照样生存），因而必然出自某种至高力量的手笔。达尔文为此朝他怒吼：“希望你没有把你的孩子和我的孩子赶尽杀绝才好！” （这里的“孩子”是指进化论。）
华莱士是我所谓“异和扰端科学家”的第一人。这类科学家眼界开阔，对革命性的观念和可笑的想法兼收并蓄。这类人在天体物理领域屡见不鲜。马里奥?利维奥（Mario Livio）2013年写了一本名叫《聪明反被聪明误》（Brilliant Blunders）的书，阐发了这样的观点：“通向成功之路非但是由错误铺就的，而且奖品越大，可能的错误也越大。”利维奥的例子包括达尔文那个错误的泛生论，即认为父辈的性状可以通过所谓的“胚芽”遗传给子辈；还有开尔文严重低估了地球的年龄，利维奥认为，这个错误不是因为他忽略了放射性，而是因为他漠视了对流之类的热传导机制；还有莱纳斯?鲍林（Linus Pauling）错误地将DNA描述成三螺旋结构（因为他一心和沃生、克里克赛跑，忙中出错）；弗雷德 ? 霍伊尔（Fred Hoyle）维护稳恒态宇宙，并把证据充足的对立观点轻蔑地称作是“大爆炸”的言论。
至于爱因斯坦在公式中加入“宇宙常数”的“最大错误”，利维奥却宣布爱因斯坦其实从未那样说过――爱因斯坦的原意是物理学理论要有“简单之美”，因此在公式中加进宇宙常数是没有必要的。
这类错误应该如何避免？利维奥引用伯特兰?罗素的话说：“不要对任何事情完全唤宽肯定。”他还介绍了一条怀疑论的基本原理：“怀疑往往被视为心虚的象征，然而它也是一个有效的防护机制，在科学中不可或缺。”
在说些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