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瓦拉是什么？
切·格瓦拉，1928年6月14日生于阿根廷，是阿根廷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医师、作家、游击队队长、军事理论家、国际政治家及古巴革命的核心人物。
切·格瓦拉是古巴共产党、古巴共和国和古巴革命武装力量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之一。1959年起任古巴政府高级领导人，1965年离开古巴后到第三世界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游击战争。1967年在玻利维亚被捕，继而被杀。切·格瓦拉死后，切·格瓦拉的肖像已成为反主流文化的普遍象征、全球流行文化的标志，同时也是第三世界共产革命运动中的英雄和西方左翼运动的象征。《时代》杂志将格瓦拉选入二十世纪百大影响力人物
介绍格瓦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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绕也绕不开，我还是要谈他――切・格瓦拉！
有一个人，我总是很小心地避开他，即使偶尔谈起，也是胡侃的味道更多些。我愿意公开夸奖他的英俊、他的勇敢、他的浪漫……这些已被世人说烂的他的种种优点，包括卡斯特罗本人都开始谈论起他的偶像型外貌――“必须指出，切不仅仅拥有成为偶像的所有美德、人性与道德特质，他也有偶像的外形、偶像的形象：他的长相、坦率与坚毅的表情、他那张脸，都反映了他的个性，桀骜不驯；同时流露不凡的智慧与难得的纯正。”但我不愿意同别人探讨他与政治的联系。毫无疑问，他与政治的联系最为紧密，当然，他用生命所书写的政治篇章是以革命为主题，而革命至少在他个人字典里是正义的同义语。谈他，根本不能避开政治，谈他与政治的联系恰恰最容易亵渎他，生活的悖论让人行走的步伐不得不放缓。可是，绕也绕不开，我还是要谈他――切・格瓦拉！
虽然他离世已久（1967年，想想已经40年过去了），但他形象仍然鲜活，尤其夏日即将到来，他披着长发、头戴贝雷帽的浪漫形象又会出现在年轻人的T-shirt上。年迈的卡斯特罗曾经充满感情地说过：“有时我会作梦，我们的梦都与生命、斗争之事有关，我看到切，他回来了，他还活着。这经常发生！”其实格瓦拉不仅会到他梦中去，也会到我梦中来。不过，我不愿像曾被有些人用尖刻的语调批评的余秋雨那样，只会写些煽情小文字，我更愿就严肃的话题谈论格瓦拉，炫耀别人难于比拟的我对他的深刻了解。当然，这样严肃的话题想来想去，我只想到一个――政治！虽然革命与格瓦拉最为密切，但因其带有丝丝浪漫色彩被我果断地回避了。
开门见山地讲，我反对有些朋友对格瓦拉过于理想化的吹捧。有人说他是不妥协的革命者，是永不知疲惫、不怕牺牲的战士，我深不以为然，古巴革命后，虽然美国发动了吉隆滩入侵，但卡斯特罗、格瓦拉并未继续推动革命，激化与当时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共同敌人――美帝国主义的关系，而是寻找途径，试图展开对话。历史记载，格瓦拉曾与当时美国总统肯尼迪年轻的代表古德温在共同参加的一个美洲会议下进行过秘密会谈，虽然双方并未取得任何实质性的收获。在这点上，格瓦拉与毛泽东一样，都是很懂政治的人物，在坚持自己理想的同时，愿意放弃某些东东。同为理想主义者的卡斯特罗都一再辩解：“但别把切想成是个天真、理想主义者或是不知现实的一个人。切了解也考虑到现实。”“如果认为切不实际，并且不知社会实情，不知人民刚摆脱资本主义，那就太可笑了。”当年尼克松访华，曾激怒了越南兄弟，认为中国同志不仅不那么革命了，更与美帝国主义站在了统一战线上，变得“反动了”。其实只要摊开当时的中国地图我们就很清楚自身的处境有多险恶，北有苏联的威胁、南有印度的冲突，全世界帝国主义骂我们不说，全世界共产党也开始骂我们，我们真的一度成了孤家寡人。要不是后来及时缓和与美国的敌对情绪，从而进一步改善与西方诸列强的关系；要不是根据“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发现了“非洲大陆”等连列宁都抨击的政治中间地带，我们一厢情愿地凭着“解放全世界四分之三人类”的口号能支持多久？虽然格瓦拉曾充满牺牲精神地讲过：“我们的人民准备在原子弹下牺牲自己，并用自己的骨灰为新社会奠基”，毛泽东曾带着戏谑的口吻说：“原子弹不过纸老虎”，其实，他们懂得原子弹的可怕后果，不过，他们更清楚恐惧原子弹的可怕后果。毛泽东似乎讲过这样一句话：“原子弹最具威力的时刻，不是在发射出来时，而是在发射架上即将发射时”，写到这，我必须跟上几个肉麻的字眼：深刻，实在是太深刻了！格瓦拉和毛泽东都不愚蠢，小小岛国――古巴，禁不住美国几颗原子弹的轰炸，所以古巴与苏联结成了盟友，尽管有个说法，卡斯特罗、格瓦拉抱怨赫鲁晓夫太怯懦，格瓦拉更是说：“如果按钮在古巴人手中，导弹就被发射出去了。”不过，赫鲁晓夫并不能阻止卡斯特罗、格瓦拉登陆佛罗里达，他们本可以固执地去，不是也没去吗，而格瓦拉本人则说过，古巴不会做出美国入侵吉隆滩那样的蠢事。中国在高喊：“原子弹不过纸老虎”的同时，还是踏踏实实地“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格瓦拉、毛泽东虽同样有火暴脾气，毕竟不是张飞、李逵，不会莽撞地与敌人进行孤注一掷地较量，他们一面充满豪情地喊着“第三次世界大战打起来，人类会死一半人，剩下的继续建设”，一面老实承认：“我们这些人不过爱放些空炮，喊些什么打倒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之类的空口号”。崇拜格瓦拉的一个网友这样写道：“他拒绝成为‘精英’，拒绝成为‘成功人士’，他拒绝装孙子，他拒绝历史为他安排的命运和提供的机会，他拒绝在任何一个地方、一个社会位置上安居，他一直是一个背叛者，一个离家出走者，他一直保持选择和放弃的权利和勇气，他决心永远‘在路上’”。面对这样的文字我怎么说呢？我只能说，这个网友在写诗，而且在写很蹩脚的诗（没有押韵啊）。格瓦拉根本不是上述文字所形容的那样，他怎会拒绝那么多有价值的东西？难道他只有“否定一切”，才会具有永恒的意义？难道他当“背叛者”、“离家出走者”，一直保持选择和放弃的权利和勇气，决心永远“在路上”就会很伟大？根本不是！这样的解读只是将他进行“前切・格瓦拉化”了，确切地说，是将“切”退化为“埃内斯托”了。格瓦拉转变为切的意义，就在于他不再一味否定、一味旁观了，他找到了值得自己为之奋斗、为之牺牲，一句话――为之肯定的东东了。在第一次漫游拉美后，他曾很清楚地写道：“以前的那个我已经死去”，“如果在未来有一股伟大的引导潮流将人类分为两个敌对的阵营的话，我将站在人民一边！”将他描绘为一个飘来飘去、不食人间烟火的自由人物，固然能为其本来浪漫、英俊、富有魅力的形象再添上些光亮，但由此，格瓦拉被悲惨地阉割了，他变成了一个没有根的人，一个他自己都极为讨厌的人――不严肃、不负责任的人。我必须说，格瓦拉首先是二十世纪最标本的正统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然后才是童话编造者、神话鼓吹者笔下的造反者、流浪者、浪漫诗人。在他那里，解决社会问题的答案并非如鲍勃・迪伦那首著名歌曲的名字――“答案在风中飘”一样，而是“落了地”，有了方向。
格瓦拉也曾经谈到过经济建设的重要性，深知人民（一个被马克思主义者神话的称呼）最关注的可能就是物质利益。从所有马克思主义者都信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基本原理出发，我们不难理解格瓦拉对于经济建设的重视，再从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来看，我们更会坚定认为，格瓦拉是高度重视经济建设的。卡斯特罗就此点也有证明：“切很实际，也不排斥物质奖励。他认为在这转型阶段、在建构时有必要。”但他身上总有浪漫的成分，这种浪漫成分非独他有，所有马克思主义者都有，可直接追溯到马克思，后者年轻时爱喝酒并与他人决斗、写写诗歌。格瓦拉曾坦率地对一名作家讲，他从马克思的著作中能读出波德莱尔的感觉。恰恰又是所有马克思主义者将消灭集中代表物质利益的货币作为自己毕生为之奋斗的远大理想，这样在重视经济建设与消灭货币之间显然存在着一种矛盾，马克思主义以挑明这种矛盾并能以历史辩证法为方法妥善处理此矛盾为自己提供了强大生命力，但在现实的生活中如何运用历史辩证法妥善处理好两者关系又成为所有马克思主义者难以搞定却必须接受的挑战。同时，马克思主义在强调暴力革命时，总让自己具备较强的道德感，其依据一方面在于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规律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所有马克思主义者所作所为正是服务于这一历史发展规律；另一方面在于马克思主义在强调经济的重要性的同时，总是不忘单纯渲染自身强烈的道德使命，如马克思主义是工人的理论，要通过解放最受压迫、最悲惨的无产阶级一并解放全人类。当道德的马克思主义遭遇经济的马克思主义，谁会占上风呢？不仅在格瓦拉那里肯定是前者占上风，在所有马克思主义者那里也肯定是前者占上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往往被马克思主义的道德性所遮掩，原因很简单，因为科学性要通过细致、耐心地辩论说服敌人才能彰显自身之优越，而道德性之优越根本毋需通过论证、辩论（当然适当的也需要做些面子工作）过程所体现，它只需赤裸裸地神谕般直接宣布出来即可，确切的说，不管敌人听清没有，只要对自己赤裸裸地神谕般直接宣布出来即可。性急的人会等不及漫长的历史过程，宣扬自身道德性的风头必然盖过缓慢的建设过程，而二十世纪正统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是性急的人，作为二十世纪最标本的正统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格瓦拉恰是最性急的人，因此，我们听到格瓦拉更多的言语是道德性口号。此外，马克思主义与西方经济学有一个根本区别――对人性的不同看法。在西方经济学中，人乃恒定为经济的人（即利己的人）是其理论前提之一，具备不证自明的先天正确性。但在马克思主义那里则不同，人性被看作是一个具体可变的东西，而且随着社会制度的改变会发生改变，西方经济学根本不作更多考虑的利他主义在马克思主义这里不仅是完全可能，还担当着重要的职责――人性的伟大改变会反过来影响根本影响自身的社会经济基础。在这一理论前提下，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人都提出过“新人”概念，只是格瓦拉将“新人”概念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说到这里，我必须为毛泽东、格瓦拉作个辩护，他们不懂经济吗？其实不尽然！一方面，经济方面的书他们确实读得比较少。即使在古巴革命战争期间，格瓦拉仍不忘记捧起《歌德传》来读；在送掉性命的玻利维亚打游击期间，他的小背包里时刻装着一本弗莱佩诗集。但他看的经济学书籍确实非常少（指占他所读书籍总数比例），我怀疑他是否通读过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圣经的《资本论》（呵呵，我也只是比较仔细地看过第一卷，第二、三卷以及作为第四卷的《剩余价值史》都是粗略浏览，仅找感兴趣的部分读）。经济书籍阅读量少狭隘了他的视线（竟然写出了这样不守现代文法的句子，罪过罪过，但也恢复了传统文法，“红了樱桃，绿了芭蕉”、“春风又绿江南岸”，形容词活用作动词），使得他对经济不那么特别了解；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是，那些比较“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除马克思外）都是比较轻视经济的（口头上也许喊过什么“发展经济”的口号），如胡志明、铁托、金日成，波尔布特更是有甚者，乔森潘（也该70多了，我最想拜访的两个人是他与卡斯特罗，估计不太可能了，我一度学法语，还想和他用法语对话呢，现在想想，玩笑的成分居多）虽然拿到巴黎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但马克思主义的视角限制了他对经济问题的认识（不知不觉写到了波尔布特、乔森潘，看来另一篇关于“红色高棉”的文章我是推拖不掉了，唉，“红色高棉”――多么沉重的字眼）。马克思主义中重视经济与轻视经济的矛盾影响了后来一大批马克思主义者，但很少马克思主义者在处理两者这个矛盾上能够达到马克思的水平，即使写出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通常称为《帝国主义论》，算是《资本论》的续篇）的列宁对经济也是不甚了了（“新经济政策”实施得时间太短，50年内就想实现共产主义，有点违背经济规律）。马克思主义者轻视经济，说到底，如前面所讲，是马克思主义自身矛盾所造成。毛泽东、格瓦拉怎么看不到经济的重要性？他们看到了，只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角使得他们固执地认为那些所谓经济规律是可以改变的，尤其经过“革命”这一伟大利器打磨。他们的成功在于此，中国共产党和古巴共产党（革命时尚无此称号）最后能够取得胜利，就是最大限度发挥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与物质刺激并不那么密切）；但他们的悲剧也恰恰在于此，当年毛泽东拿着从农村搜集到的又硬又干的窝头，边吃边掉泪，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你们也尝尝，这就是种田人的口粮”，那一晚他失眠了，不住自言自语：“现在革命胜利了，人民是为自己种田，生产力应该得到解放啊，应该想个办法……”其实他应该清楚，在战争年代，大家每天性命不保，谁会去多争那一点补助、一点财产？根本没有意义。可革命胜利就不同了，不出意外话，不仅人明天肯定能活者、明年肯定能活者、十年之后也能活者呢，再说，中国本来就有“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的古训，毛泽东戏说过这些争名夺利的革命者，“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评级时”。不过他不信“邪”，偏偏要反其“道”而为之，非要找个新办法改变西方经济学认为天经地义的事情。格瓦拉也是，在重视经济建设的同时，也在执着地探索改变西方经济学所宣扬的经济规律的新道路。在他们那里，如卡斯特罗强调：“切对人类有信心。如果我们对人类没有信心，如果我们把人当成无可救药的卑微动物，只能喂食、拿红萝卜引诱或拿棍子鞭打，才向前走；凡持此看法的人，凡相信这套说法的人，绝不可能成为革命份子；凡持此看法的人，凡相信这套说法的人，绝不可能成为者；凡持此看法的人，凡相信这套说法的人，绝不可能成为共产主义者。我们的革命，就某方面来说就是代表对人类有信心，因为我们的革命从零做起，一开始什么都没有。我们没有一支枪、一分钱，甚至发起斗争的人也默默无闻，但我们迎战可能的一切。我们迎战拥有无数比索、无数士兵的敌人，但革命最后胜利，因为我们对人类有信心。”最后他们不约而同选择了使其获得巨大成功的老办法――“革命”，于是在中国，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拉开了序幕，格瓦拉又跨上了罗西南德的脊背。结果让人唏嘘，“文化大革命”出现了连毛泽东都没有预想的状况，格瓦拉则魂断尤罗峡谷。写到这里，我的笔调开始沉重起来，似乎上个世纪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遗产压向了我，但很清楚，这笔遗产绝非我一人之力能继承，即使老曹帮手也难搞定，6900万党员不好指望（似乎打击面过宽，呵呵）。不过这笔巨大遗产必须经过后人很好清理后继承下来，否则人类付出的代价太大了，走向共产主义也会彻底流为空话。
在经济建设之外“我们伟大的人民”事情上，格瓦拉同其他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样，也是很现实的，认为“我们伟大的人民”需要接受（广义的）“教育”，尽管他也用所有马克思主义者共同的腔调说过：“不要只是汇报可能存在的阴谋――因为我们有全体人民帮助我们监视，而要经常汇报人民对某个部长以至整个政府工作的反映；了解这些不是为了记下谁的名字，惩罚提意见的人，而是为了纠正我们的工作……人民永远不会错，会犯错误的是我们。”实际上，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都知道“我们伟大的人民”有时是很愚蠢的，而且真的需要很好的“教育”，卡斯特罗就是以此来回答美国著名节目主持人芭芭拉对古巴不实行美国所谓“自由”的质疑，指出古巴人民较低的文化水平是推行民主政治的最大障碍，“让我告诉你，芭芭拉我想说这一句话，瞧，在这么多国家里，百分之二十、 二十五或一成的人民是文盲，你能在这样的地方谈自由吗？他们可能有自由吗？为此你不需要搞教育吗？不需要文化吗？没有文化和知识，就不可能获得自由。”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胜利后，在强调中国人民（主体是农民）敢于斗争、不怕牺牲的同时，也很清楚“我们伟大的人民”是需要继续进行政治和文化教育的。前面说过，格瓦拉是二十世纪最标本的正统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因此，在继续神话“我们伟大的人民”这一概念的同时，也很清楚“我们伟大的人民”真的需要很好的领导和教育，但有一点必须指出：格瓦拉和毛泽东确实真心尊重“我们伟大的人民”。毛泽东曾经讲过，他最听不得穷苦人民的哭声。当初一个妈妈看着躺在自己怀里奄奄一息的小女儿不住地哭，而毛泽东则站在边上跟着不住掉泪。从记录片中看到当年毛泽东的秘书们谈起他一心想着人民时总要掉泪，其实只有毛泽东真的这样做了，才会获得身边人如此由衷地敬佩和怀念。格瓦拉同样如此，他有句名言：“让我冒着让人嘲笑的危险说出来吧，引导真正的革命者前进的，是伟大的爱。”爱人民，却又非常了解他们的毛病、缺点、短处，并想尽办法改变他们，帮他们进步，才是理解毛泽东、格瓦拉“人民观”的关键，一味强调他们如何爱人民只会弱化这种“爱”，使其变得更虚伪、恶心。详见:
百度百科有祥细介绍，太长了就不复制了，自己进去看
切・格瓦拉
埃内斯托・拉斐尔・格瓦拉・德・拉・塞尔纳（西班牙语：Ernesto Rafael Guevara de la Serna，1928年6月14日―1967年10月9日），通常被称做切・格瓦拉（西班牙语：Che Guevara），香港译作捷・古华拉。他是出生于阿根廷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者和古巴游击队领导人。格瓦拉于1959年参与了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七二六运动”，推翻了亲美的巴蒂斯塔独裁政权。在古巴新政府担任了一些要职之后，格瓦拉于1965年离开古巴，在其它国家继续策动共产革命。首先是刚果，然后是玻利维亚。在玻利维亚，他在一次由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划的军事行动中被捕，并于1967年10月9日被玻利维亚军队杀害。死后，他成为了第三世界共产革命运动中的英雄和西方左翼运动的象征。
早年
格瓦拉出生于阿根廷罗萨里奥，是这个西班牙和爱尔兰裔家庭的长子。他出生证明上的日期是1928年6月14日，但一些资料认为他实际上出生于5月14日。他的出生证明被故意修改，以掩饰他母亲在结婚时已怀孕的事实。格瓦拉父亲埃内斯托・格瓦拉・林奇的家族已在阿根廷生活了12代，是一个声誉卓著的家族。他的祖先帕特里克・林奇1715年出生于爱尔兰，后经西班牙转辗来到阿根廷，在18世纪末，他已成为了巴拉那河地区的总督。而他母亲塞莉亚・德・拉・塞尔纳・略萨的家族也已在阿根廷生活了7代，同样也是贵族家庭，祖先约瑟・德・拉・塞尔纳曾是西班牙最后一任驻秘鲁总督。格瓦拉的父母于1927年结婚。
格瓦拉父亲在传记《我的儿子，切》中写到：
“5月（注：1930年）的一个早晨，寒风呼啸，我的妻子带着我们的小埃内斯托去游泳。中午时分，我去俱乐部找他们，准备和他们一起去吃午饭，这时我发现，孩子穿着一身湿漉漉的游泳衣，已经冻得直打哆嗦。塞莉亚却还一个劲地在游泳。她不是个有经验的母亲，根本没有意识到现在已是冬天，天气变化对这样一个脆弱的孩子来说，该有多危险。”
从此格瓦拉便患上了严重的哮喘病。受这个有着一定左翼思想的上层家庭（尤其是作为阿根廷共产党员的姨父母）的影响，格瓦拉从小便对政治的十分热衷。虽然患有哮喘，但格瓦拉十分热爱体育运动。1948年，他进入布伊诺斯艾利斯大学学习医学，并于1953年3月顺利完成了学业。
游历
当他还是一个学生的时候，格瓦拉时常利用假期在拉丁美洲周游。1950年1、2月暑假时，他游历了阿根廷北部的12个省，走过了约4000多公里的路程。1951年，他在自己的好友药剂师阿尔贝托・格拉纳多（西班牙语：Alberto Granado）的建议下，决定休学1年环游整个南美洲。他们的交通工具是一辆1939年产的Norton摩托车。他们于1951年12月29日出发，决定的线路为：沿着安第斯山脉穿越整个南美洲，经阿根廷、智利、秘鲁、哥伦比亚，到达委内瑞拉。在路途的中间他们的摩托车坏掉了。格瓦拉还在秘鲁的一个麻风病人村作了几个月的义工。
在这次旅行中，格瓦拉开始真正了解拉丁美洲的贫穷与苦难，他的国际主义思想也在这次旅行中渐渐定型，他开始认为拉美各个独立的国家其实是一个拥有共同的文化和经济利益的整体，倘若革命则需要国际合作。离家8个月后，1952年9月，格瓦拉乘飞机回到了阿根廷，全家人都去机场迎接他。在他此时的一篇日记中他写到：
“写下这些日记的人，在重新踏上阿根廷的土地时，就已经死去。我，已经不再是我。”
格瓦拉在这次旅行中所写的日记后来被成册出版，并依此2004年好莱坞拍摄了电影《革命前夕的摩托车日记》。格瓦拉开始拼命复习，在1953年6月1日，他正式成为医学博士。他本可成为一位受人尊敬的医生，可是，这次旅行彻底改变了格瓦拉。
踏上危地马拉
由于贝隆政府当时在阿根廷的的独裁统治，担心儿子被征用做军医的母亲让格瓦拉逃离阿根廷。1953年7月7日，格瓦拉开始了他的第二次拉美之旅。在玻利维亚经历了一次革命之后，格瓦拉从厄瓜多尔前往危地马拉。途经哥斯达黎加时，这个当时拉美唯一的民主国家深深打动了格瓦拉。
1953年12月24日，格瓦拉到达了危地马拉。当时危地马拉正处于年轻的左翼总统阿本兹（Arbenz）的领导下，进行着一系列改革，尤其是土地改革，矛头直指美国联合果品公司。在危地马拉他也得到了他知名的绰号“切”（Che），“Che”是一个西班牙语的感叹词，在阿根廷和南美的一些地区被广泛使用，是人打招呼和表示惊讶的常用语，类似于汉语中的“喂”、“喔”等。
1954年3月28日，美国中央情报局在洪都拉斯成立了一支由危地马拉军官阿玛斯领导的雇佣军，阿本兹政权很快被推翻，阿玛斯成为危地马拉总统，开始对左翼人士进行残酷的镇压，几个月之内约9000人被捕或被杀害。从此，格瓦拉坚定了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认为共产主义是解决目前拉美种种困难的唯一途径。随后，他前往墨西哥避难，并在此遇见了菲德尔・卡斯特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