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训诂考据和经世致用有什么矛盾，有什么关系？
训诂考据主要是对字，词，文章进行注释或考证，比较呆板，研究者只需埋头故纸堆，有点两耳不闻窗外事的意思。经世致用则强调学以致用
二、曾国藩《湖南文征》序译文
《湖南文征》序
我的朋友湘潭人罗研生，把他编纂的《湖南文征》一百九十卷给我看，并且嘱托我替他写一篇序言放在书的前面。我曾国藩自感孤陋寡闻，年龄又大了，身体也日益衰弱，哪里够得上谈论文章的事？
我私下里认为古代的文章，原本是没有所谓的文法的。《易》、《书》、《诗》、《仪礼》、《春秋》等经书，它们的文体语句气势没有一字相互抄袭。到了周、秦的诸子百家，也各自成为一体。用这些标准来衡量他们，划分这些好像金玉和花草树木不同类一样，这怎么有所谓的文法呢。后人本来不能写文章，勉强借鉴古人创作的文章来模拟，于是有的合乎古人的做法，有的与古人背离，这样的写文章的文法不能用“法”来命名。
如果他们不去模拟古人，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自然形成的文章，大约有两个方面：一是理，一是情。这两者都是人人本来就有的。称颂我所知道的理，要用笔书写记录成书，用传来世代相传，称颂我所说的喜爱厌恶悲伤欢乐的情感，要点缀文辞来让它通达，好像破开肺腑来陈述策略一样。这样做的都是顺其自然的文章。性情敦厚的人，大致能够做到了。然而文章内容的深浅，技法的精妙拙劣，就相差很远而没有极限了。除了各种经书以外，百家的著述大都有优胜之处。以理取胜的，大多是阐发幽深登峰造极的语句，然而它的弊病或是过激或是迟缓失去了适中原则；以情取胜的，大多是悱恻感人的语言，但它的弊病常常(在)词藻华丽缺少实际内容。自从东汉到隋朝，文人才子，在阐发道理时大多不知阐发道理，文辞多为骈体排比。就是议论朝政，考核大礼时，也每每用排比的句式来装饰，中间又有婀娜之音，到了唐代还没有改……
湖南作为一个邦国，北面靠近长江，南面接近五岭，西面接近贵州四川，是苗族各部落居住的地方，大概也是比较偏僻荒凉的山区。然而到了周朝末年，屈原出生于这里，《离骚》等名篇为后世的称为“情韵”之祖。等到宋朝，周敦颐又在这里出生，他写作了《太极图说》、《通书》，被后世的人成为“义理”之祖。两位圣贤，都没有师承前人，却创作了宏文。向上可以和《诗经》、《周易》相比，向下百代才子，没有人能够超越他们的范围。更何况后代的湖南人士，都受到他们的影响呢？这部文集收录的，长于说理的文章大概十分之六，长于言情的文章大概十分之四；然而骈体类的文章很有文采，不说文法而文法没有乱。只是考据类的文章搜集的太少。前贤倡导的没有被弘扬，后世羡慕的文章也不多。罗研生的学问，考证《说文》来探求文字的通达，注释《禹贡》来明晰地区的标志，本来也很明白考据学家的学说，然而文章只是崇尚体裁要点，不崇尚繁杂成为旁征博引，选取它的长处而不沉溺它的短处，这好像是君子慎重的选择技艺的道理一样啊！
三、《人生若只如初见》这本书怎么样？ 进来评价下~~
《人生若只如初见》是一个女子的低吟浅唱，里面提到的诗词都是常规的东西，适合有一眼没一眼的看，这句诗词本来感动了许多女人的，可是她们被感动了就忘了，有的句子抄在给男朋友的信的末尾了，有的句子记在日记本里了，有的句子变成了MSN签名了——当有人把这些句子理一理，仿佛收音机里面播放自己全都会唱的老歌，听起来还真是很过瘾。 大学时候系里的老先生讲古典诗词，颇有古风。比如读“青青子矜，悠悠我心”，是不解释的，只是自得其乐的读。古诗词的好。是解释不出的。那些懂诗词的人，看看读读就已经懂了，不需要义理考据的文章。 女人因此更适合读古诗词。“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李清照的词。据说，她的丈夫赵明诚读了，心中泛起眷眷之意。本来要离家登山访古，心思减去了一大半；人还未走，心已归家。如果说有什么考据，这就是女人的考据。诗词本来就不是功名文章。这样的说法，恐怕更接近诗的真相呢。 很有道理的话，女子是更适合读古诗词。犹爱宋词的婉转含蓄。 伫倚危楼风细细，望极春愁，黯黯生天际。草色烟光残照里，无言谁会凭栏意。
四、名词解释：义理、考据、辞章
义理 ：
yì lǐ
1.合于一定的伦理道德的行事准则。 2.指讲求儒家经义的学问。 3.称宋以来之理学为义理之学。 4.文辞的思想内容。 5.犹道理。